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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
2019-05-23 10:18 來源:hexun.com

  多名金融官員表示,中國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應秉承共商共建的原則,盡可能地“在商言商”。

  本刊記者 魏楓凌/文

  2018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6個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同比增長8.9%,占同期總額的13%。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3個國家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893.3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2%。“一帶一路”投資合作穩步推進。

  金融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當中具體項目的大動脈。數位原金融高官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孫冶方悅讀會”上發言建議,要打通這根血管,向“一帶一路”沿線的項目以及參與項目的企業輸血,需要中國主動參與建設新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融資體系,制定投融資規則,并且促進人民幣成為流通循環的“血液”。

  長期資金缺口待彌補

  中東歐基金董事長姜建清稱,以中東歐國家為例,2007年至2013年的歐盟年度預算數據顯示,16個中東歐國家接收的歐盟結構性資金上千億歐元,占這些國家年均GDP的11%至25%。在2014年至2020年的歐盟年度預算中,歐盟向中東歐國家提供的結構性資金投資安排大概是2000億歐元。但是,這些國家的企業融資渠道單一,缺乏結構性設計,已經習慣于歐盟期限長、利率低的歐洲結構性資金,包括歐洲復興銀行、投資銀行提供的資金。另一方面,雖然缺少資金,有些國家尚未嘗試使用商業性資金,比如世界上已經成熟的PPP模式,相關的法律也不完善。

  還有相當一部分沿線國家主權評級很低甚至缺少評級,本土金融機構實力弱,動員儲蓄能力差,西方銀行不愿意貸款。這給中國提供了機會,但存在較高風險。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李若谷建議,中國除了直接參與貸款以外,還應當幫助這些國家搭建本土的金融體系。

  有觀點認為,“一帶一路”造成了有些國家的所謂的債務陷阱。原證監會主席肖鋼稱,在“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當中,觀察可獲得數據的63個國家,自2013年倡議提出以來,有37個國家的公共部門外債增長率是下降的,只有12個國家外債增長率提高了,并且從具體情況看,也不是因為接受了中國的“一帶一路”的資金造成的,而是這些國家自身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李若谷也強調,借款不是債務風險產生的原因,借款怎么用,怎么管理,如果做不好,才是問題產生的原因。

  65個沿線國家當中有8個屬于最不發達國家,有16個非WTO成員國,24個國家人類發展指數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相當一部分國家市場廣闊、要素成本低廉。因此,發達國家之間通行的投融資規則難以適應,西方國家附政治條件的規則也令這些發展中國家難以接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吸收外來投資迫切需要與其發展階段和國情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

  商業化導向

  盡管“一帶一路”已經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戰略,但姜建清認為,做好“一帶一路”投融資應當是以商業化導向為前提。“除了一些政策性投融資外,商業機構或企業的投融資要走商業化道路,實現商業可持續,即按照商業化運作的模式,收益能夠覆蓋成本,獲得合理收益。”

  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看來,在新的投融資體系下,應當制定“一帶一路”貸款規則,擴大“一帶一路”人民幣貸款。所謂投融資規則,特別是貸款規則,主要包括貸款用途、期限、利率、風險防范等內容,規定了貸款人和借款人的權責利關系。

  戴相龍進一步指出,從發放貸款的主體來看,對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發放“一帶一路”專項貸款和“絲路基金”的投資,應通過專項辦法進行規范。對商業銀行在“一帶一路”發放貸款,應從單項管理逐步做到規范管理,5年以后,再制定中國《商業銀行“一帶一路”貸款指引》。

  肖鋼指出,西方國家以及以往中國習慣的用出口信貸或是買方信貸帶動工程設備與材料的出口,這是所謂的“本國成分”,但在“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原則下,可以適當降低本國成分的比例,以獲得本國的綜合利益。李若谷也指出,中國提供資金的項目可以加大全球招標采購。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違約的狀況還不是十分普遍和突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違約的問題是必然出現的。在肖鋼看來,可以通過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建立商業化的、有約束力的違約準則,建立違約救助機制。李若谷同時建議,中國應當和對外投資的東道國一道建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以防范風險。

  以“一帶一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戴相龍表示,中國在亞洲的地位,決定人民幣國際化將從亞洲起步,從“一帶一路”加速推進,“一帶一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一個突破口。

  戴相龍表示,“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要成為“一帶一路”區域貨幣難以實現,排列于美元、歐元之后的第三大貨幣又過于保守,更積極穩妥的目標是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國際貨幣。“中國應該不斷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各種國際貨幣職能,實現到2035年,把人民幣發展為‘一帶一路’第二大國際貨幣的目標。”

  戴相龍指出,用人民幣定價,是用人民幣結算的基礎,而用何種貨幣定價,則決定于供銷雙方和貨幣影響力。因此,提高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大宗商品的定價功能,也就增強人民幣在“一帶一路”貿易中結算貨幣功能。

  1973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后,要求中東石油出口國用美元定價和交易,美國通過美元和石油期貨市場影響乃至控制石油價格,使許多國家遭受重大損失。中東是石油主要生產國,中、印、東南亞是石油主要消費國。2016年,中國采購全球石油的15%,鐵礦石的50%,主要出口國大豆的70%,是全球第一大黃金消費國。因此,中國有條件逐步發揮人民幣在石油、鐵礦石、大豆、黃金等大宗商品中的定價作用,從而為用人民幣結算創造條件。

  2016年4月,上海黃金交易所發布全球首個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基準價格,未來“上海金”可與“倫敦金”、“紐約金”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2018年3月26日,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交易。不過,戴相龍強調,在各類大宗商品當中糧食作物是一個例外。“中國糧食以自求平衡為主體,除進行個別品種的補充,不進入全球糧食市場,以免引起國際糧食市場的巨大波動。”

  戴相龍認為,人民幣貸款利率遠高于美元、歐元、日元,是約束人民幣境外貸款的最大障礙。

  人民銀行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2019年一季度新發小微企業貸款利率6.87%,而近幾年中國物價增長在2%左右,不良貸款率降到不足2%。戴相龍依據上述數據認為,中國有條件逐步降低人民幣貸款利率。

  至于降低人民幣貸款利率的措施,戴相龍提出,一是由中央銀行降低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促進存貸款利率下降。二是提高央行對商業銀行支付存款準備金利率,確保商業銀行存款保本。三是推進主辦銀行制度,減少企業儲備性存款,降低企業利息支出。四是央行和政策性銀行以國家信用發行“一帶一路”建設貸,轉借主要商業銀行使用。五是推進大型商業銀行綜合經營,降低綜合成本。六是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

  在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推進多年以來,截至2018年年底,境外持境內人民幣流通股僅占全部流通股3.2%,持有人民幣債券僅占3.24%。戴相龍認為,可以從“一帶一路”試點,取消對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所設機構數量和投資限額限制,只對境外單個和全部機構對境內一家上市公司股本投資的最高比例進行限制。此外,他認為可以選擇“一帶一路”優秀企業到上海發行熊貓債或上市,積極支持境內各類企業購買外匯或直接使用人民幣到“一帶一路”投資,并允許境內金融機構在向“一帶一路”企業貸款時,在合作共贏前提下,可用一部分人民幣貸款購買中國技術先進的設備。最后,戴相龍建議,中國可以支持國內金融機構和各種投資者到“一帶一路”重點城市設立投資公司和基金,就地進行投資。

  時至今日,人民幣已與31個國家及地區的貨幣直接交易,其中,“一帶一路”有11個國家和地區。戴相龍提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貨幣互換主要用于流動性緊急補充,也可通過雙方專項協議,將一部分人民幣借給所在國金融企業,推動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至于“一帶一路”的人民幣離岸業務,戴相龍認為,應由東向西逐步梯次推進,重點發展中國香港、新加坡、倫敦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同時在南亞、中亞、中東選擇在各區域有影響的城市,設立中資或中外合資金融企業和各種基金,推動建立人民幣離岸業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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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打通“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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